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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官方新政明确“旧改”将替代“棚改”以来，一些人认为靠拆迁“躺富”的时代似将终结。“拆迁户”曾被视为“暴发户”的代名词，对拆迁致富的艳羡甚至影响了许多青年的价值观。在媒体报道中，“拆二代”也常以炫富、赌博、吸毒、斗殴、巨婴、妈宝、啃老等负面形象出现，然而，拆二代的真实现状究竟如何？
本文基于两个拆迁安置点的田野考察和对拆二代青年的访谈，发现与进城务工青年、普通城镇青年、少数优势拆二代相比，拆二代普遍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样，面对“飞来横财”出现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观的突变或断裂，而是在行动逻辑上呈现出“求稳”与“体面”，在职业选择上呈现出“退守”与“舍远求近”的保守倾向，在婚恋婚配中则呈现出“门当户对”与听从父母之言的特点。相比其他青年群体, 拆二代虽获得了城市化的多种红利, 但其能动性却在一定程度上被物质、社会、家庭、精神所“围困”，以致安于现状，向上流动的动力不足，甚至产生自我矮化的倾向。作者认为，拆二代的精神迷失部分源于财富“得而未得”的不确定预期，等财富真正到来时, 他们已度过了“三观”形塑的关键时期。而到了成长中后期, 获得物质优势的拆二代青年在风险社会与压力社会的现实情景中，同样产生了信任焦虑、压力危机以及主体性安全威胁，因此导向了能动性迷失的精神困境。未来这一特殊群体的人生能动性将如何重塑，有待进一步观察。
“被围困的能动性”：拆二代生活逻辑
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 城市扩张、城中村改造、异地搬迁等项目造就了一批特殊的群体——拆二代。他们一方面经历了房屋被拆、土地被征, 生活、生产状态被打断;另一方面受工作技能不足、学历较低等制约, 他们流入城市的“次劳动市场”中, 从事着低门槛、低收入的工作。不少拆二代青年, 因为社会环境急变、心态缺乏调适、工作技能不足、理财能力欠缺等原因, 很快陷入“坐吃山空”“游手好闲”与“返贫”的危机。城镇化过程中, 拆二代青年既从拆迁活动中获得利益, 也会因为新环境与旧惯习的强烈震荡而陷入人生困境。
整体来讲, 有关拆二代群体的研究大多基于二手材料, 通过深入田野个案真实反映该群体的生活、生产状况的并不多。并且, 中国社会公众对拆二代群体的认知大多建立于媒体对极端例子的负面报道。所以本文从田野调研出发, 关注并探索这一特殊群体身上的“青年问题”。调研显示, 大多数拆二代在物质、家庭、职业等方面步入低发展意愿、弱能动性的困局。这引起笔者及所在团队的研究兴趣, 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为何拆二代会表现出弱能动性?
笔者以及所在团队分别在以下两地进行了为期20天和10天的田野调研：2018年10—11月在江苏省苏州市Y拆迁安置社区1, 2019年3月在湖北省武汉市L远郊村。调研点的选取上, 一是考虑苏州和武汉两地是我国东中部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地域, 二是为了从更广泛的经验事实中寻求共同的逻辑。调研发现, 两地经济社会虽存在区域差异, 但拆二代都呈现出能动性“被围困”的群体表征, 他们在“个体—家庭”双重结构性语境下“安于现状”“父母在, 不远游”“好男儿何必志在四方”。笔者试图描绘社会转型中拆二代的“迷失图景”, 剖析拆二代青年日常生活逻辑、弱能动性实践表征与发生机制。
▍拆二代青年若能动性实践表征
若将“能动性”从理论内涵的维度降低到具体的个体的需求层面, 比如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具化为生存、安全、尊重与自我实现这四个层次时, 那么拆二代群体在生存和安全层次的能动性有着充分的保障之外, 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层次则表现为弱能动性。本文将拆二代“弱能动性”还原到具体生活情景之中, 从职业选择、社会关系、婚配模式等方面进行剖析、呈现其弱主体性的存在表征。笔者并非问题化该群体, 而是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 解读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 以小见大地窥探整个城镇化浪潮对成长中的青年群体所产生的影响。
(一) 拆二代弱能动性的多维呈现
1.物质层面：拆出来的“躺赢一代”
拆迁安置所带来的经济赔付造就了特殊的青年群体——拆二代。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视角下, 拆二代的行动场域、惯习都发生了重大变迁, 经济物质基础的变化无疑对他们行为方式、精神世界、价值观等都带来极大影响。“拆出来”的丰腴物质条件, 使得他们时常陷入新闻媒体中炫富、赌博、吸毒、斗殴、巨婴、妈宝、啃老等负面形象的报道, 这也污名化了该群体。
调研中发现, 拆二代的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观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断裂与崩塌, 而是在行动逻辑上呈现出两种偏向, 即“求稳”与“体面”。求稳逻辑指的是, 当拆迁家庭在短期之间获得财富后, 家庭经济资源的支配权主要仍由父代掌控, 所以拆二代生产生活秩序变动较小, 高度依附于父代经济权威。
我结婚后, 工作就在附近, 住的离两边老人都很近, 一是图个稳定;二是以后照顾老人也方便。我基本是每天都换着地方住, 过上了两头走的生活。(201810-A-Z, Y社区)
体面逻辑则根植于拆二代对传统乡村生活的剥离、对城市生活的期望。拆迁安置赔偿下的还建房、商品房满足了拆二代青年对城市房产的需求。基于消费观念建构的趣缘关系文化, 则满足了青年群体对体面的追求。例如:
我一位朋友, 家里最多的有7套房, 什么概念, 以后交税要交垮他!我们一般的也就4套左右, 目前也没什么压力, 找个安定体面的活儿就行。你看看社区里工作的那个小姑娘, 开着保时捷来上班, 图什么呢? (201811-A-Z, Y社区) 以前也会跟老婆一起出去, 什么都买, 吃吃喝喝, 很少在家吃。现在自从生了孩子, 基本都在家吃, 外面都吃烦了, 还是家里好。(201811-B-F, Y社区)
拆迁对新兴城市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拆二代不再担心因资源匮乏而引发的家庭代际、代内分配失衡危机。他们的城市化压力要远远低于农村青年。诚然, 拆二代也有“坐吃山空”的危机, 所以他们格外重视对孩子的培养。
2.社会层面：游离的社会关系与低层次职业选择
(1) “城乡之间”游离的社会关系网络
城镇化带来居住空间的变革, 让自然村落依亲缘、地缘延展的空间格局被标准统一的集中安置所替代。物理空间格局的变化, 带来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疏离。同时, 城市生活、生产体系相互分离, 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心逐渐向生产关系转移。拆二代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城乡两面特性:生活在“村”与生产在“城”。
首先, 生活关系网络在“村”。拆二代的父辈基本保留着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圈。这使得拆二代的生活中体现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张力。对乡村亲属、亲缘关系的留恋与持守, 是拆二代父辈生命周期后阶段最为重要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归属, 也是他们为尝试搭建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网络作出的最后努力。
我们家赶人情, 一年得1万—2万 (元) , 关系一般的2000—3000 (元) , 关系亲近的5000—6000 (元) 。这些都是跟着家里老人家送的, 像我结婚的时候, 那些来参加婚礼的远方亲戚, 我都不认识, 名字都叫不出来。也就这一次性的关系, 以后也没啥往来。(201811-B-Z, Y社区)
其次, 生产关系在“城”。农业生产的人际关联记忆已经脱嵌于拆二代的经济生活结构, 而城市生产关系网络相较于乡土社会的关系特性来讲, 表现出三种特征:一是契约性, 契约精神则始终贯穿于日常生产关联之中, 形塑出城市生产关系的规则属性;二是功能性, 契约规则服务于生产活动, 日常生产性关系的互动联结往往趋向功利性, 与传统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交价值逻辑存在较大差异;三是趣缘性, 公共关系向私人关系的发展更多依赖彼此之间兴趣偏好的趋同, 并且关系的维系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与经济成本。
我在这里 (街道办公室) 上班, 下班后直接回家, 偶然去看看电影什么的, 和同事也只是工作吃饭约一下, 好像好久都没约了, 上一次还是我进来的时候约的。我老公 (本地拆二代) 也是, 下班各自回家, 也常常加班。现在还没要孩子, 以后有了, 估计就不会身心全扑在工作上了 (笑) 。(201811-A-F, Y社区)
不同于生长于城市的青年, 拆二代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独立于父辈, 代际之间人情关系也缺少传递与维系。
(2) “舍远求近”的低层次职业选择
拆二代本身所处的教育环境相对较差, 父辈又相对缺乏对教育的投资力, 这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不足。
除了少数远离父代、积极寻求自身职业发展的优秀拆二代, 大部分拆二代在职业选择路径中呈现出“退守”与“舍远求近”的保守倾向。主要原因包括:其一, 在就业机会更多更高的城市中, 拆二代需要在维系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上花费更多经济成本与情感成本, 即“在城市站稳脚跟, 要放弃很多”;其二, 他们的家庭资源较丰富, 父辈大都年富力强。因此拆二代只需要自给自足即可。不过调研发现, 不少父代对目前子代的生产生活状况并不满意:
我儿子现在就在后面的车管所上班, 一个月2000多块钱, 我自己现在村里干水电工, 很多年了, 差不多一年6万—7万 (元) 。开始也想他能出去闯一闯, 但他有点赌 (博) , 我们怕他学坏了, 还是留在身边比较好。就这一个儿子, 整垮了, 都白搭了。…… (对孙子有何期望?) 肯定不能像儿子一样, 至少教育要跟上, 现在我们给孙子上的幼儿园, 一学期都好几千上万的, 花销大得很。(20190306-B-W, L村)
大多数父代都试图将子女“留在身边”, 这些家庭往往比较融洽。“留在身边”的话语逻辑契合了拆二代的“退守”选择。拆二代以“百善孝为先”“责任感”等情感道德性话语, 一方面将“退守”塑造成“高大上”的形象, 另一方面劝服自我, 将“退守”合法化构建。部分拆二代自知奋斗不易, 所以与父辈在“尽孝”中达成默契, 并形成另一种家庭发展的共识:好好培养下一代。